OpenAI的转身：从科研圣殿到商业机器

曾经，OpenAI 是全球AI研究者心中的圣地。这里没有KPI，没有PPT，只有自由探索的氛围和“让人工智能造福全人类”的理想。但如今，这座圣殿正在经历一场无声的裂变。

据多位前员工和内部人士透露，自2023年ChatGPT引爆全球后，OpenAI的重心已从“发现未来”转向“守住市场”。首席执行官萨姆·奥特曼（Sam Altman）在2023年底向团队发出内部信，直言：“我们不是在做学术，我们是在打一场生存战。”这句话，成了公司文化转折的分水岭。

资源的倾斜肉眼可见。过去两年，公司90%以上的算力和工程师资源都被投入ChatGPT的优化、响应速度提升和多语言支持。而曾被寄予厚望的视频生成模型Sora，如今团队规模缩减过半，项目进度一再延迟；图像生成模型DALL-E 3虽仍在更新，但功能迭代缓慢，用户反馈明显落后于Midjourney和Stable Diffusion的社区生态。

一位曾参与Sora开发的工程师在离职后对媒体表示：“我们花了两年做出一个能生成三分钟高质量视频的系统，结果公司说‘这不能直接带来收入’，就把我们调去给客服机器人写话术。”

核心团队出走，理想主义者的告别

人才的流失，是这场转型最刺眼的伤疤。

杰里·特沃雷克（Jerry Tworek），这位在OpenAI工作七年、主导模型推理架构的关键人物，在2024年初离职。他的研究方向是让AI具备“持续学习”能力——即像人一样在使用中不断修正认知，而非依赖固定数据集训练。这一构想被首席科学家雅各布·帕乔基（Jakub Pachocki）以“工程成本过高、短期内无法落地”为由否决。特沃雷克离开后加入了一家专注AI自主性的初创公司，他说：“我曾以为我们是在建造一个会思考的机器，结果发现我们只是在优化一个聊天机器人。”

安德里亚·瓦隆（Andrea Vallone），曾负责AI伦理与政策研究，是OpenAI早期制定使用准则的核心成员。她于2024年3月跳槽至Anthropic，成为Claude团队的政策主管。她在离职邮件中写道：“我依然相信AI的潜力，但我不能再为一个只向股东负责的公司辩护。”

更令外界震动的是经济研究主管汤姆·坎宁安（Tom Cunningham）的离开。他曾主导对AI对就业影响的独立研究，报告曾被《自然》期刊引用。他的离职被解读为OpenAI彻底放弃“中立研究”的信号——如今，公司内部已禁止发布任何可能引发公众对AI失业风险担忧的成果。

据LinkedIn数据，2023年至今，OpenAI至少有17位高级研究员和团队负责人离职，其中超过半数加入了Anthropic、Google DeepMind或AI初创公司。一位猎头透露：“现在猎头圈里有句行话：‘如果你在OpenAI待了五年以上，你简历上写的不是‘AI专家’，而是‘理想主义者’。’”

用户粘性，成了新的护城河

尽管内部动荡，资本市场却依然买账。2024年，OpenAI估值维持在500亿美元以上，微软继续追加数十亿美元投资，合作深度从云服务延伸至Windows 12的AI集成。

原因很简单：ChatGPT的用户基数已突破5亿，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消费级AI产品。它不再只是一个工具，而是一个入口——学生用它写论文，程序员用它调试代码，作家用它改稿，甚至老年人用它给孙子写生日祝福。

“技术可以被复制，但习惯很难被取代。”一位硅谷风投合伙人说，“当一个人每天早上打开手机第一件事是问ChatGPT‘今天天气怎么样’，他就不会再花时间去试别的AI。”

OpenAI的护城河，不再是模型参数有多高、推理速度有多快，而是它已经嵌入了数亿人的日常。这种“使用惯性”，比任何算法都更难颠覆。

剩下的，是理想，还是生意？

走进OpenAI位于旧金山的总部，墙上那句“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地造福全人类”的标语依然醒目。但员工们私下说，现在办公室最常听到的对话，是：“这个功能能提升留存率吗？”、“这个更新能上季度财报吗？”

一位仍在职的资深研究员告诉我：“我们不是不想创新。但当你每天面对的是‘用户平均会话时长下降0.3秒’这种指标，你很难再去想‘十年后AI会不会有意识’这种问题。”

2024年，OpenAI推出了“ChatGPT Enterprise”企业版，开始向大公司收费。同年，它悄悄关闭了部分开源项目，终止了对非商业研究者的模型访问权限。曾经那个“开放”的OpenAI，正在变成一个越来越封闭的商业帝国。

有人怀念过去。有人理解现实。但没人能否认：那个曾经让全球科学家心驰神往的AI乌托邦，正在一点点消失。而我们，正站在它的废墟上，使用着它留下的工具。